想當最廉價的刁民，就去罵司法吧

 

如果你想找到一個最安全、最不花力氣、又能顯得自己充滿正義感的沙包來捶打，那麼，就去罵司法吧。這大概是今日台灣社會，成本最低廉的全民運動。它不需要專業知識，不需要邏輯思辨，甚至不需要讀完一篇判決書。你只需要點開一則聳動的新聞標題，匯集一股來自胸腔的憤怒，然後跟著大家一起喊「恐龍法官」、「司法已死」，就足以讓你瞬間感覺自己站在了正義的制高點。

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。當我們把視野拉到國際，會看見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。2023年，全球最權威的「世界正義工程（WJP）」法治指數報告中，台灣在142個國家裡，總排名高居世界第9，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，更是超越紐澳日韓，名列第1。在美國傳統基金會2024年的經濟自由度評比中，台灣的「司法效能」拿下了94分的頂尖高分。這些評比匯集了各國專家學者與民眾的數據，從制度、廉潔、獨立性等客觀指標，給了台灣司法一顆閃亮的星。

然而，這顆星星的光芒，似乎穿不透島嶼上濃厚的民怨之霧。同一年，國內的學術調查顯示，相信法官公正的民眾，比例僅僅三成左右。

國際頂尖的優等生，在家卻是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這道巨大的裂痕，究竟是如何產生的？是國際專家們集體眼瞎，還是台灣人民集體無理取鬧？或許，答案都不是。這道裂痕的存在，恰恰反映了司法工作的本質——一種極端專業、高度反直覺、且在心理層面極其殘酷的勞動。而謾罵之所以「廉價」，正是因為它完全無視了理解這份勞動所需要付出的心力成本。

讓我們試著，暫時放下手裡那顆準備扔出去的石頭，走進那棟經常被我們詛咒的大理石建築裡，看看檢察官和法官，這兩種司法核心人物的日常，究竟是場怎樣的戰爭。

檢察官的矛盾：戴著有罪的眼鏡，尋找無罪的證據

檢察官的工作，是追訴犯罪。這句話聽起來天經地義，卻內含一個幾乎會逼瘋人的矛盾。要啟動偵查，檢察官必須先有一個「犯罪假設」，他必須懷疑某人「可能」有罪，然後朝著這個方向，去挖掘證據。從這個工作視角看，他的前提，就是一種「有罪的推定」。

然而，在他頭上，卻時刻懸著一把由憲法鍛造的達摩克利斯之劍——「無罪推定原則」。這把劍要求他，在整個過程中，都必須將眼前的嫌疑人，視為一個無辜的公民。舉證的責任百分之百在他身上，對方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。更嚴苛的是，法律要求他，對於被告「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應一律注意」。

這是多麼巨大的挑戰？這相當於要求一個獵人，在全神貫注追蹤一頭猛獸的同時，還必須分神去尋找所有能證明「這頭猛獸其實是無害的」的線索。他很容易陷入「隧道視野」，眼中只看得見支持自己最初假設的證據；他也很容易產生「確認偏誤」，不自覺地忽略或輕視那些對被告有利的矛盾訊息。

一個優秀的檢察官，他的人生就是一場與人性偏誤的持續戰爭。他必須在媒體的破案壓力、被害人的眼淚、自己內心的憤怒與那個冰冷的法律原則之間，找到一個最艱難的平衡點。他最終決定起訴或不起訴，不該是基於他「感覺」這個人有沒有罪，而是基於他手上這堆證據，能否在法庭上，跨過那道名為「超越合理懷疑」的，極高的門檻。

這份工作的本質，不是將壞人定罪，而是在一片迷霧中，「發現真實」。這份真實，有時候是找到了兇手，但更多時候，可能是證明了眼前的嫌疑人，確實是無辜的。而後者，正是無罪推定原則最偉大的實踐，卻也是最不為人所知的功績。

法官的煎熬：在兩個精心建構的謊言中，裁決一個人生

如果說檢察官走的是鋼絲，那法官所坐的，就是一個被心理詭計重重包圍的、孤獨的王座。

法庭，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呈現事實的地方，它是一個「故事」的競技場。控辯雙方，都是最頂尖的「專業說書人」。他們的工作，就是將一堆雜亂的證據，編織成一個對己方最有利、最能說服法官的「敘事」。

他們會動用一切合法的心理戰術。律師可能會讓被告在庭上痛哭流涕，鉅細靡遺地描述他悲慘的童年，這是在訴諸情感；檢察官可能會詰問證人，暗示他有不良前科，這是在攻擊人格；雙方都會精心設計提問，建構一個讓法官不自覺走進去的敘事框架。這一切，都是為了「干預」法官的心證。

而法官，必須是這個戰場上，唯一一個不動如山的人。他必須像一個最精密的儀器，主動過濾掉所有的「情緒雜訊」——無論是同情、是憤怒、是厭惡——只留下最純粹的「證據訊號」。他必須時刻覺察，自己是否被某一方的故事所打動，是否因為被告的態度而產生了不該有的偏見。他甚至要反思自己的人生經驗，是否會影響他對特定案件的判斷。

這需要何等強大的心理素質？這是一種深刻的認知自律與情緒調節能力。支撐他做出最終裁決的，不該是「自由心證」這個詞所暗示的「隨心所欲」，而恰恰是它背後最沉重的束縛——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4條：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。」

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判決，會讓社會大眾氣得跳腳。因為社會的「知」，與法律的「證」，是兩回事。媒體和網路可以根據片段的訊息、洩漏的筆錄、甚至一個表情，就斷定一個人有罪。但法官不行。在他的世界裡，沒有經過嚴格證據程序呈現在法庭上的東西，就等於「不存在」。一份非法的竊聽譯文，即使內容再驚人，也必須被排除。一個關鍵證人，如果在法庭上陳述反覆，他的證詞效力就必須打折扣。

一個判決，看似只是幾頁紙，但它背後，是法官在承受了數十、數百小時的心理轟炸後，獨自一人，關在房間裡，面對堆積如山的卷宗，和自己良心進行的艱苦對話。他下的每一個字，都可能是一個家庭的破碎，一個人一生的毀滅。這份工作的重量，是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無需，也無法想像的。

最廉價的選擇，與更珍貴的監督

是的，司法有許多待改進之處。訴訟程序確實有時過於冗長，法律用語確實與民眾脫節，也確實存在極少數不適任的司法人員。這一切，都該被攤在陽光下，接受最嚴格的檢驗與批評。這是一種「珍貴的監督」，是推動改革的必要之惡，是公民社會成熟的標誌。

然而，一種不讀判決、不理脈絡、不願理解司法原則、純粹基於情緒和立場的謾罵，則是另一回事。它之所以「廉價」，正在於它選擇了最輕鬆的道路——放棄思考。它將複雜的困境，簡化為一個單純的善惡標籤；將一群在矛盾與煎熬中工作的人，妖魔化為冷血無情的「恐龍」。這種廉價的憤怒，除了提供短暫的情緒宣洩外，對司法改革的實質助益，趨近於零。它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，讓司法人員為了迎合輿論，而不敢做出「依法但不討喜」的判決，反而侵蝕了司法獨立的根基。

想當一個最廉價的刁民，就去罵司法吧。因為那真的很容易。

但如果，我們想成為一個更有力量的公民，或許可以選擇一條更艱難，也更有價值的路。在下一次對著螢幕準備開罵前，先停下來，試著去找找那份判決書，讀一讀法官的判決理由。試著去理解，什麼是無罪推定，什麼是證據裁判。試著去想像，如果你是那個必須在兩難中做決定的檢察官，或是那個必須在謊言中裁決一個陌生人人生的法官，你會怎麼做。

這份理解，不會讓我們立刻愛上司法，但它會讓我們從一個廉價的謾罵者，轉變為一個珍貴的監督者。而一個社會的進步，永遠繫於後者，而非前者。